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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KUKA库卡机器人）
（一）赞成说
1、基于税收公平的立场。科依诺尔和斯蒂格利茨（2017）认为，虽然自动化和智能化发展有利于促进社会总财富的增加，但从社会发展和公平的角度来看，AI技术的应用使一部分人获益的同时必将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，难以实现“帕累托改进”，需要引入适当的税收政策，维持收入分配的公平性。卡兰普（2017）指出，如果缺少税收政策的引导，自动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将加剧失业，机器人的使用给不同人群带来了不同的影响，建议政府向该技术的获利方征税，以此补贴利益受损方。
2、基于税收与创新平衡发展的立场。刘灿邦（2018）认为征收“机器人税”并不会阻碍技术创新，反而是高度肯定机器人发展的一种体现。征收“机器人税”虽然增加了自动化企业和机器人生产厂商的税收成本，但可以促进企业通过提高机器人的单位劳动效率来抵消税收成本，有利于推进机器人的创新。黄麟（2019）认为，“机器换人”并不是简单地把人换下，机器人取代的是只具备单一、简单技能的劳动者，而换上的是具备更高知识水平的人才，随着“机器换人”成为主流趋势，人工智能研究、智能设备维护、系统集成、软件设计与研发等岗位的人才需求量将急剧增加，“机器换人”背后，高技能复合人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，而这类人才正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。如果将“机器人税”用于培养此类人才，会更加推进技术的创新与发展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·席勒（2018）也认为征收“机器人税”能在税收与创新之间找到平衡，他指出如果将来自机器人的税收用于劳动者的职业培训，既有助于缓解失业者心理上的痛楚，又有助于科技创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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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基于税基萎缩的立场。机器人替代劳动者后，原本由劳动者缴纳的税收部分减少，随着“机器换人”程度不断加深，大量工人下岗必然会导致国家财政收入锐减。就目前来看，各国普遍对工人工资征税，但在技术性资本的使用过程中，却为了鼓励自动化生产而采用税收减免、税收优惠政策。当机器人替代普通工人时，企业既可以节省一部分雇员的工资薪金税，又可以对机器人所耗费的“资本支出”进行加速折旧，获得了双重收益，这不仅体现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，还会导致国家税基减少。因此刘灿邦（2018）认为，为减少自动化带来的政府税收的流失，应该适当调整税收政策，通过创设一种针对机器人的“自动化税”来弥补劳动者因机器人而失业带来的政府税收的减少，一方面可以平衡机器人和普通工人之间的矛盾关系，另一方面又能缓解税基萎缩、财政收入减少的压力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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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反对说
1、认为机器人不具备纳税主体地位。蔡磊等（2018）认为机器人是人类生产制造的产品，属于物化劳动范畴，要厘清机器人的本质属性，机器人本身不具备纳税人的税收法律关系，不能作为课税主体。杨立新（2018）认为机器人的本质是只具备“人工类人格”，但仍受人类的控制，没有脱离“物”的范畴，是法律的客体，不能对其征税。
2、认为对机器人征税抑制创新。2017年8月，韩国政府宣布降低之前为机器人使用者提供的税收优惠，成为世界上**征收“机器人税”的国家。韩国企业原本可以享受从企业所得税中扣除3%—7%的自动化设备投资，韩国征收“机器人税”后，该项税收优惠降至2%。韩国并非向机器人生产厂商征税，而是通过减少机器人使用者的税收优惠，间接地向机器人课税，但该做法依然引起了机器人生产厂商的不满和抵制，他们认为这会阻碍创新者的积极性。前美国财政部长劳伦斯·萨默斯（2018）认为只将机器人列入就业的破坏者并对其征税的行为毫无逻辑，登机牌自动领取机、文字快速处理软件、掌上银行、预防疾病的疫苗、无人驾驶技术等均影响就业。这些创新和机器人一样可以减少对劳动者的使用，如果对机器人征税，出于公平也同样应该对其他创新征税，这显然是行不通的。麦卡锡（2018）也认为对提高生产力、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和设备征税是没有意义的，大量的创新活动（包括涉及机器人的活动）关乎生产出质量更好的产品和服务，而不是仅仅用同样的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，因此要鼓励创新而非通过征税抑制创新。
3、无法证明机器人的使用和失业率的增加有必然联系。韩秉志（2019）通过采访不同行业的企业发现，虽然“机器换人”已成为必然趋势，但是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并没有减少，尤其是对复合型人才求贤若渴。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量很大，企业甚至招不到人。一些高新技术岗位的产生速度，未来可能超过传统岗位的消失速度。黄麟（2019）认为电商行业刚产生时也受到了很多人的排斥和质疑，担心冲击传统模式，事实证明它不仅没有加大失业率反而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，自动化和机器人也是一样。再看一些工业化发达国家，如德国，其汽车行业的自动化生产技术反而带动了就业。劳伦斯·萨默斯（2018）认为对于政府来说，无法准确定义哪些技术让人失去了工作，哪些没有，因此不能采用“一刀切”的方式对机器人征税。
